2026年的中国医院,正在经历一场“冰火两重天”的生存考验。
一边,民营医院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速离场。据行业数据显示,2025年全国有1362家民营医院完成注销或关停,平均每天超过7家退出市场,全年关停数量是2024年的5倍——此前一年每天仅倒闭约1.4家。部分区域民营医院关停率已逼近20%。2026年1月至今,不完全统计已至少有15家民营医院面临注销、停业,仅3月一个月就达11家。
另一边,长期被视为“金字招牌”的公立医院,日子同样不好过。据国家卫健委此前披露的数据,全国有20个省份医疗盈余为负,占比高达62.5%;753家三级公立医院医疗收入亏损,占比43.5%,整体三级公立医院医疗盈余率为-0.6%。有数据显示,北京地区几乎所有大型公立医院处于不同程度的亏损状态,且这种亏损并非短期经营波动,而是制度性、结构性的结果。

当民营批量倒闭,公立普遍亏损,人们不禁要问:中国医院究竟怎么了?
一、民营医院:倒闭潮下的“批量消失”
民营医院的困境,已从个案演变为行业性风暴。
以江西乐平天湖医院为例。这家创建于2015年的二级甲等综合性民营医院,曾拥有400余名医务职工、规划床位1000余张,甚至顺利通过二甲评审,肿瘤学科、神经外科还被评为市级临床重点专科。然而,从2025年3月起业务量持续下滑,经营陷入困难,拖欠职工工资现象频发,后又因涉嫌违反医保基金监管条例相关人员接受调查。2026年3月31日,医院因被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,于4月1日宣布与全体315名职工解除劳动合同。一家已初具规模的地方二甲医院,就在医保资格被取消的那一刻轰然崩塌。
更极端的是,山东聊城的鲁西南医院,总投资20亿元、规划2000张床位,一度被视为“明星医院”。2025年3月,该院正式宣告破产清算,负债12.62亿元,近600名员工被欠薪长达8个月,累计欠薪超过4500万元。而在金华,随着近年来大量基层公立医疗机构密集开设,出现了民营医院股权1元转让仍无人接盘的极端案例。
那么,是什么压垮了民营医院?
第一,医保依赖度过高,抗风险能力极弱。 有分析指出,中国多数民营医院70%至90%的收入高度依赖国家医保支付,这种结构在医保控费趋严的大背景下本身就不可持续。一旦医保资格被中止或取消,医院瞬间陷入无米之炊的绝境。
第二,公立医院的系统性挤压。 公立医院的无序扩张正在加速民营医院的批量倒闭。在公立医院“越建越大、越开越多”的虹吸效应下,十年间公立医院人员增长98.5%,民营医院核心骨干持续流失;公立医院占据90%以上的优质医保资源,垄断慢性病、高难度手术等核心病源。有数据显示,某省会城市省级三甲医院新院区开业仅半年,周边5家民营医院门诊量平均下降35%。
第三,医保规则下的结构性弱势。 DRG/DIP支付改革全面落地后,民营医院的医保拒付率是公立医院的4倍,合规成本与经营风险显著高于公立机构。
第四,信任与品牌壁垒难以突破。 在患者眼中,公立医院代表着权威和安全,民营医院即使设备再好、服务再优,也难以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同等信任度。正如天湖医院一位医生所感叹:“一个县级市的老百姓看病,首选永远是人民医院、中医院,谁会没事往民营医院跑?”
二、公立医院:越忙越亏的“制度性困境”
如果说民营医院的困境是“寒冬”,那么公立医院的困境则是一种更隐蔽的“慢性失血”。
公立医院的亏损,并非医院“不努力”,而是制度性、结构性的结果。有分析指出,造成这一局面的核心原因有三:一是医疗服务价格长期被压低,无法真实反映医务人员劳动价值;二是DRG/DIP支付改革强化成本约束,却缺乏同步的补偿机制;三是医院承担了大量公共卫生与社会责任,却仍按“准企业化”方式考核财务结果。
以DRG/DIP改革为例,支付改革使同区域同病种付费逐年下降,挤压公立医疗机构利润。有研究显示,在按病种分组付费模式下,二级医院和三级医院例均亏损分别为29.69元和287.49元,而三级医院的患者费用越高,亏损越严重。有调研显示,54%的医院认为DRG/DIP实施后长期会带动医院收入下降。
与此同时,财政补助占比不足医院收入的10%,可谓杯水车薪。20年数据显示,接近10%的医院资产负债率超过100%,近半数(49.53%)的医院资产负债率超过50%,濒临警戒线。一面是公益使命要求,一面是自负盈亏现实,公立医院就这样被夹在公益性与市场化之间的“中间地带”,进退维谷。
三、结构困局:不只是行业周期,更是系统危机
民营批量倒闭、公立普遍亏损,表面上看似两条不同的轨迹,实则指向同一个根本问题——中国医院的收入模式正在被系统性重构,但支出结构却未能同步调整。
集采压缩了药品和耗材的利润空间;DRG/DIP改革让“多开检查、多开药”的逻辑失效;医保基金收入增速放缓(从2014年的17.4%降至2024年的4.2%),人口老龄化下的需求却在持续增长,公立医院面临的将是“钱更少、活更多”的内卷式竞争。
而民营医院,则在医保控费、公立挤压、信任缺失的三重夹击下,走向了大面积出清。可以预见,未来中国医疗格局将呈现“强者愈强、弱者出局”的加速分化态势。
四、破局之路:从规模驱动到价值驱动
危机之下,出路何在?
对于公立医院,关键在重塑收入结构。国家卫生健康委曾提出,需通过精益管理、提升CMI值(病例组合指数)、强化优势专科等方式,将精湛医术与优质服务转化为合理收入,形成“投入—提升—再投入”的良性循环。
对于民营医院,生存则需彻底摆脱“靠医保吃饭”的路径依赖。全球经验表明,营利性医疗机构的理想收入结构为:商业医保约60%、国家医保约35%、个人自费约5%。对多数无法接入商业医保体系的机构而言,除非规模小、定位精准、具备高度特色服务能力,否则生存空间将持续收窄。
对于政策层面,更需正视结构性矛盾:补齐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偿短板,建立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,同时为民营医院提供清晰的转型路径,而非任凭其在“医保资格一票否决”下批量“死亡”。
结语
中国医院正在经历的这场危机,不是行业的终局,而是转型的阵痛。那个靠“多建大楼、多买设备、多收病人”就能赚钱的规模驱动时代,正式落幕了。未来属于那些真正能为患者创造价值、能在制度夹缝中找到可持续发展路径的医院。而对于政策制定者,这场危机发出的信号再清晰不过:重构中国的医疗服务体系,已经刻不容缓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