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6 年 8 月 1 日，《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部门规章的决定》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第 15 号，下称 “15 号令”）正式落地实施。全国 44 万已完成多机构执业登记的医师，一夜之间站在了执业生涯的新分界线上：医师跨机构行医的自主权大幅收窄，主执业机构的管理权被抬至核心位置，延续十余年的医师 “飞刀” 走穴生态迎来根本性重构。

过去十年是中国医师多点执业的 “松绑周期”。从区域注册制度全面推开，到全程电子化备案落地，医师只需在移动端完成简单操作，即可在省内其他医疗机构合法开展诊疗活动。公立医院的人才壁垒被逐步打破，此前处于灰色地带的专家 “走穴” 行为被纳入备案管理，多机构执业医师的规模持续扩张，一度成为医疗体系中最活跃的流动力量。

而 15 号令的出台，相当于将此前撬开的缝隙重新收紧，整套规则的核心逻辑从 “鼓励流动” 转向 “规范管理”。新规的两大核心调整直击行业痛点：一是确立 “唯一主执业机构” 制度，每名医师仅能登记一家主执业机构，执业地点的范围从 “全省全域” 精准锁定至 “具体医疗机构”；二是多点执业由备案制调整为申请制，医师若要在其他机构开展执业活动，必须单独向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提交申请、新增执业地点，而申请流程必然经过主执业机构审核确认。

“备案本质是告知，申请本质是请求，一字之差，执业的主动权完全反转。” 有行业观察者如此评价规则的变化。北京某三甲医院的一名主治医师坦言，此前在外院坐诊属于个人自主备案，医院内部管理系统无法同步相关信息，只要不耽误本职排班、不影响日常诊疗任务，院方基本不会干预。“现在要走正式申请流程，科室签字、院级审批，层层环节都要说明外出执业的理由。总不能直说本职工作还有余力，想出去增加收入吧？” 在他看来，审批权握在医院手中，职称评审、课题申报、年度考核等核心职业发展事项都与院方评价绑定，主动申请外出执业几乎是 “职业风险大于收益” 的选择。

院方的态度同样明确。某省级三甲医院人力资源负责人表示，一名骨干医师的成长离不开医院的平台支撑、病例资源与培养投入，核心医师团队是医院的核心资产。“如果觉得工作量还有富余，医院可以增设夜间门诊、加排专科门诊，完全可以把人力用在本院服务上。放任核心医师频繁外出执业，既可能分散诊疗精力，也脱离了本院的医疗质量管控体系，存在潜在风险。”

据行业统计，44 万多机构执业医师中，超过六成的执业去向是社会办医疗机构。不少民营医院、连锁诊所正是依托简易备案的便利，聘请公立医院专家周末定期坐诊，以此打造专家招牌、吸引患者就诊。表面上看，优质医疗资源实现了向下流动，但公立医院的人才培养成本无人承担、外院执业的诊疗质量缺乏统一质控等问题，始终是旧规则无法解决的漏洞。15 号令给出的解决方案十分清晰：将医师执业的管理权交还主执业机构，从源头压实管理责任。

与多点执业规则同步修订的，还有施行长达 21 年的《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》。旧规则下，会诊费用必须统一支付给派出医院，不得直接发放给医师个人，且各地官方会诊费标准长期偏低，单次往往仅一两百元。这种定价与价值脱节的规则，催生了行业内公开的潜规则：明面上的会诊费按标准缴至医院账户，私下则由邀请方向医师个人支付额外酬劳，整个报酬环节脱离监管与税务体系。此次新规首次在规章层面明确，会诊医师依法享有获取合理劳动报酬的权利，派出医院应当建立对应的报酬分配制度，相关收入需依法纳税。

报酬走向合法化的前提，是流程的全面合规化 —— 所有外出会诊与执业，都必须经过主执业机构批准与卫生健康部门的审批。

这场从 “放” 到 “管” 的政策转向，有着清晰的现实背景。2017 年医师区域注册制度全面推行时，我国每千人口执业医师数尚不足 2.8 人，基层与民营医疗机构优质资源严重匮乏，“放开流动、补充供给” 是当时最迫切的行业需求。到 2025 年，我国每千人口执业医师数已增长至 3.78 人，医师总量不足的矛盾已不再是行业发展的核心短板，医疗服务质量、执业行为规范、行业廉政风险防控成为新的治理重点。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卫生健康委纪检监察组也明确提出，要推动多点执业 “有规可依、有规必依”，补齐监管短板。

制度归位的同时，新的行业争议也随之浮现。

支持新规的观点认为，此次调整并非阻断医师流动，而是挤出行业水分。此前部分医师同时在五六家机构备案却极少实际出诊，“挂名套现” 的乱象屡见不鲜，新规将有效清理这类虚假执业行为，让真正的技术流动更规范。而反对声音则担忧，审批权上收会进一步加剧优质资源向头部公立医院固化。西部某县级医院院长坦言，以往靠业内私人交情，还能以相对灵活的方式请来上级专家会诊手术；今后全部走正式审批流程，费用成本与协调难度都会大幅提升，基层医院请专家的门槛只会更高。

某连锁全科诊所的运营负责人算了一笔账：此前聘请三甲专家周末坐诊半天，劳务费用约 2000 元，备案环节无任何额外成本。新规落地后，若走正式的执业申请与会诊流程，派出医院会收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，再叠加税费、人力成本等支出，整体综合成本可能直接翻倍。“成本最终要么转嫁给患者，要么诊所放弃专家坐诊模式，两种结果都不是行业想看到的。”

8 月 1 日当天，不少此前有固定外院出诊安排的医师都按下了 “暂停键”。有人婉拒了民营医院的坐诊邀约，表示要等政策细则进一步明朗后再做打算；有人则在观望所在医院的内部管理细则，评估后续执业的空间。

过去十年间，这 44 万跨院执业的医师如同医疗体系中的毛细血管，穿行于公立与民营、城市与县域之间，带着技术、患者与利益流动，也在客观上缓解了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矛盾。而随着 15 号令正式实施，这些自由穿行的身影被逐步纳入清晰、可监管的制度轨道。从备案制到申请制，从潜规则报酬到合法化收益，从松绑流动到规范治理 —— 这不仅是一次部门规章的修订，更是对二十年来医师执业流动逻辑的重新编码。

一位从业三十年的资深医疗管理者的话，或许可以作为这个行业转折时刻的注脚：“这不是医师流动的终点，而是行业有序发展的起点。”